随着冲突持续时间延长、影响范围扩大，能源价格大幅上行风险依然较高，这将切实考验全球经济增长韧性。
随着2月28日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联合展开军事行动，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迄今为止，美以伊冲突对全球金融和能源市场造成较大扰动，但对中国影响相对有限。随着冲突持续时间延长、影响范围扩大，能源价格大幅上行风险依然较高，这将切实考验全球经济增长韧性。同时，外部风险或将从多个渠道对中国经济造成负面冲击。
中东局势迄今对中国影响有限
自2月底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市场避险情绪显著上升，全球金融市场波动加剧。
全球股市普遍承压且分化明显。3月2日至4月3日，MSCI新兴市场指数累计下跌8.4%，大于MSCI发达市场指数跌幅4.7%。同期，亚洲和欧洲主要股指表现相对较差，韩国综合指数、日经225指数、德国DAX指数、法国CAC40指数累计分别下跌13.9%、9.7%、8.6%、7.2%，超过标普500指数跌幅4.3%；A股表现相对稳定，上证综指累计下跌6.8%。
主要经济体国债收益率普遍上行。3月2日至4月3日，英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54个基点；作为传统避险资产的美债也遭遇抛售，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34个基点至4.31%，其间一度升至4.44%，创2025年7月下旬以来新高；德国和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分别上升34和27个基点；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仅小幅走高4个基点，整体维持低波动。
美元指数反弹而非美货币普跌。3月2日至4月3日，美元指数从97.6升至100.2，累计上涨2.6%。同期，瑞郎、欧元、日元、英镑对美元汇率分别下跌3.9%、2.5%、2.2%和2.1%，而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升值0.4%，境内外人民币汇率交易价跌幅不到0.5%，万得人民币汇率预估指数上涨2.2%。
中国金融市场的相对韧性主要缘于中东局势紧张的非对称冲击。尽管中国是能源消费大国，但能源消费中油气占比较低，且油气进口依存度以及对中东油气的依赖程度远低于韩国等经济体。2024年，中国油气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比重为27%，煤炭、一次电力及其他能源消费占比分别为53.2%、19.8%。同期，中国油气进口总规模、自中东进口油气规模占GDP比重分别为2.1%、0.8%，而韩国、南非、印度和日本油气进口总规模占GDP比重分别为7%、4.9%、4.2%和3%，自中东进口油气规模占GDP比重分别为4.1%、2%、2.1%和1.7%。
能源价格大幅攀升风险依然较高
美以伊冲突的持续时长与影响范围均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根据高盛和瑞银证券的预测，依据冲突可能的不同演进路径，对布伦特原油价格（下同）走势普遍设定了基准、不利与极端三种情景。然而，无论在哪种情景下，较2025年（均价69美元/桶）都将明显上涨。
基准情景：在断供周期延长（假设霍尔木兹海峡的流量将在长达六周的时间内仅仅维持在正常水平的5%）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逻辑重塑（中东地区生产与闲置产能高度集中、能源基础设施脆弱，导致未来更高的战略储备补库与更高的远期价格“安全溢价”）的假设下，油价最高触及110~120美元/桶，全年价格中枢约85美元/桶。
不利情景：在为期两个月的运输中断（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流量到5月才完全恢复），以及中东供应在海峡重新开放后逐渐恢复的假设下，油价最高触及130~140美元/桶，全年价格中枢约100美元/桶。
极端情景：在运输持续中断（中东地区冲突在三季度末仍未解决，主要油气基础设施面临进一步损害风险），以及中东生产能力出现200万桶/日的持续性损失的假设下，油价最高触及150~160美元/桶，全年价格中枢约130美元/桶。
随着美以伊冲突升级、持续时间延长，前述风险因素明显偏向更加不利的情景。近期国际能源署（IEA）署长法提赫·比罗尔表示，本轮供应中断的威力相当于上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加上2022年俄乌冲突引发的天然气危机的总和。高盛研报进一步揭示，鉴于军事冲突期间双方相互摧毁对方能源基础设施，即便停战后修复这些设施，也需要耗费数月甚至数年时间。这意味着中东地区产油能力恢复缓慢，高油价未必会随着冲突平息迅速回落。
能源价格上涨考验全球经济韧性
通胀威胁促使货币宽松预期退潮。美以伊冲突第三周（3月16日至20日），美联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均按兵不动，并在货币政策立场上形成鹰派共识。市场对于美联储的关注焦点不再是“何时降息”，而是“能否降息”，对欧洲央行、英国央行的争论从关注“是否加息”转为审视“加息速度”，对日本央行则继续聚焦在“何时重启加息”上。芝商所美联储观察工具显示，截至4月2日，市场预期2026年美联储不降息概率较大。
全球经济前景面临下行风险。美以伊冲突持续升级，导致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严重扰乱了全球金融与能源市场，将进一步加剧经济下行压力。3月26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份经济展望报告。基于能源市场动荡程度将逐步缓解，石油、天然气和化肥价格自2026年中期起逐步回落的技术性假设，OECD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5年的3.3%降至2.9%。据OECD预测，在油气价格远高于基准预测值（第一年上涨约25%，此后持续保持高位）叠加全球金融环境趋紧的情景下，全球经济增速将在第一年和第二年分别较基准预测下降0.3、0.5个百分点，通胀率分别上升0.7、0.9个百分点。
警惕股票和私募信贷市场风险。在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市场关于人工智能泡沫是否即将破裂的争议已持续存在。人工智能的发展对能源消耗需求较大。OECD警告称，能源供应和增长的长期中断、人工智能投资回报低于预期，或私人资本市场损失不断增加，都可能引发金融市场更广泛的风险重定价，进而对私人需求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近年来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在股票和公司债券发行中所占份额持续上升，这些企业以及相关行业也越来越多地在透明度较低的私人债务和股权市场进行融资。这可能导致多种信贷产品的违约出现高度关联。近期数家大型私募信贷基金遭遇赎回和资金净流出，已显示潜在的流动性压力。这种压力可能通过增加信贷额度使用率传导至银行，引发金融稳定方面的担忧。
密切关注外部风险的负溢出效应
影响中国外需环境稳定。3月19日，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布最新报告指出，在不考虑能源价格冲击的基准情景下，预测全球商品贸易增速将从2025年的4.6%降至2026年的1.9%；如果油气价格在2026年全年持续高位运行，贸易增速预测值则下调0.5个百分点至1.4%。然而，这可能低估了美以伊冲突对于中国出口的影响。近年来，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取得积极进展，在对美出口份额下降的同时，增加了对亚洲和欧洲出口（2025年合计占比七成多）。美以伊冲突带来的冲击分布并不均衡，对中东能源依赖度较高的亚洲、欧洲等经济体首当其冲。WTO预测，在能源价格持续高企情景下，2026年欧洲、亚洲进口增速分别由上年的2.1%、6%降至0.3%、2.6%。与不考虑能源价格冲击的基准预测相比，这两个区域进口增速预测值分别下调1、0.7个百分点。有机构参考疫情期间的经验认为，在高油价冲击下，供应链重塑或促使订单向中国转移。但与疫情期间不同的是，美以伊冲突引发的高油价冲击具有全球性，中国或难以独善其身。预计订单转移对中国出口的提振作用有限，中国出口份额或仍将延续疫情以来的区间波动。
增加国内再通胀的不确定性。中东局势升级导致高油价持续时间超出市场预期，会加大输入型通胀压力，推动中国物价加速回升，一定程度上支撑中国实现物价合理回升。布伦特原油价格同比增速与中国PPI增速保持高度正相关（截至2026年2月，36个月滚动相关系数为0.67），预计油价上涨将逐步传导至PPI数据并加速PPI增速转正。然而，原油价格增速与中国CPI增速的相关关系并不稳定（截至2026年2月，36个月滚动相关系数仅为0.07）。这主要缘于国内有效需求依然偏弱，而且企业分布呈现上游少、下游多特征。中下游市场竞争较为激烈，企业难以将上游成本上涨顺畅转嫁出去，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或将削弱企业生产和投资意愿。在内需不足问题尚未明显缓解的情况下，如果高油价抑制外需，或将加剧国内供强需弱矛盾，对中国物价回升形成拖累。若美股崩盘，不排除引发美国乃至全球经济衰退，前述拖累或将进一步加大。
加大汇率重估的国际压力。近年来，中国出口增长强劲、进口持续疲软导致货物贸易顺差显著扩大，2025年贸易顺差突破万亿美元大关，2026年头两个月继续录得两位数的同比增长。与此同时，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总体延续了2022年4月以来的下降态势。与日元因名义汇率下降导致实际汇率走弱不同，中国实际汇率走弱主要缘于国内供强需弱、物价走势低迷。2022年4月至2025年6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指数累计下降18.9%，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指数仅下降7.7%。美以伊冲突影响下，如果全球通胀上行、国内通胀维持低位，国内外通胀差异扩大或导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重拾跌势，将给部分国家向我施压人民币汇率重估提供口实。
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意愿。最新国际收支数据显示，2025年外来直接投资净流入800亿美元，其中股权投资净流入891亿美元，较上年分别增加373亿、147亿美元，但仍然处于历史低位。根据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26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对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担忧是受访企业在华经营面临的首要挑战，占比达64%。外需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重要作用，2025年对GDP增速贡献率达32.7%，为1998年以来新高。如果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进而抑制外需，或将进一步拖累中国经济增长，加大企业经营难度，影响外资在华业务布局。
警惕金融市场的传染效应。如果美以伊冲突持续时间延长、影响范围扩大，可能引发全球主要央行货币政策被迫转向，全球金融条件收紧，加剧金融稳定担忧。在此背景下，国内金融市场可能面临中东局势演进不确定性压制市场风险偏好、美国私募信贷危机、AI泡沫破灭，以及日本被迫加快货币政策正常化可能引发的日元利差交易平仓等冲击。这些冲击或将通过跨境资本流动和市场情绪渠道，对境内金融市场运行产生溢出效应。
当然，中东局势演进对中国既是挑战，也有机遇，将有助于进一步凸显中国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各界对中国经济和货币的信心。为此，中国应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情，全面深化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变“危”为“机”；要强化风险监测预警，充实政策工具箱，同时引导市场主体在情景分析、压力测试的基础上拟定应对预案，有备无患；要加强极端风险防范，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持续加强重点领域国家安全能力建设。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