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冲突到默契,城管与摊贩的“时空错位”如何重塑街头

从冲突到默契,城管与摊贩的“时空错位”如何重塑街头

学者魏程琳曾穿上城管制服参与执法,他在新书中解读城管执法的门道,并对如何让街面变得更有活力提出建议。

十多年前,城管执法一旦与摊贩发生冲突,就很容易上新闻。有时矛盾激化,还会酿成更加严重的负面事件。“人民城市”理念2019年被提出后,城市街面管理变成一件涉及多方的事情。各地都在积极发展“地摊经济”和“夜间经济”,促进大众创业,让社区变得更有活力,推动城市街道从冲突场变成活跃的市场和生活的舞台。

街道的变化是因为城管执法变了,还是因为空间变了?或许从根本上,居民的生活方式变了?在变化之中,商业资本的力量、基层政府的要求,是否与公众的需要之间存在张力?

2015年,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魏程琳曾穿上城管制服,与他们一起管理街道摊贩、夜间偷运乱倒施工渣土、车窗抛物等。他把调研所见写进了《街角之治:迈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间治理》。他在书中解读城管执法的门道,并对如何让街面变得更有活力提出建议。

集中整治长期占道经营点    受访者供图

让一步,竟是妙招

城管与摊贩之间的关系是一则老故事。城管有队伍,摊贩有江湖。执法队伍出动的消息,比城管队员更快到达现场,摊贩一哄而散,这是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一幕。

在《街角之治》中,魏程琳调研的“大江市”,是一座有1000万人口的大城市。这座城市因为快速城市化,曾拥有大量在建工地、城中村和相对比较宽松自由的街道。在这个有悠久商业传统同时也有地摊营商需求的城市,城管队需要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保证不要出乱子。

时空错位是一种存在于城管和摊贩之间的默契。魏程琳分析,对城管来说,给摊贩一定的生存空间,是降低街面冲突的关键,而“不出事”且完成任务,是城管的理想目标。

城管在实战中会与摊贩形成默契,灵活操作,绝不会把街面上的时间和空间完全占满。他们使用时空错位的策略,灵活布置人手,给摊贩释放营生的空间,让他们在认可“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实现街面秩序的平衡。

比如魏程琳调研的大江市道义城管中队,每天7点上班之后,队员们先是清理道路两旁的出店占道商贩,8点左右再回头清理露天菜市场的摊贩。此时买菜的人少了,菜也卖得差不多了,队员去管理,菜贩比较容易配合。

早上到中午收摊的流动市场   受访者供图

菜贩差不多收拾完,8:40左右再去早点摊位区,这里有政府放心早点工程摊位,也有一些无照经营的早点摊。早高峰通勤的人都差不多买好早点了,摊贩准备的食材也用得差不多了,有的会自觉撤离。城管们提醒摊贩时间到了,大家也都比较默契地接受,双方的交流就像熟人之间的感觉。

午饭和晚饭的时间,城管队员干脆就不出去执法了。这段时间生意好,摊贩可以放心地营业。赶上要检查的时候,城管中队会通过一线管理者,比如协管员或执法队员放话出去,让摊贩们知道,如果不配合检查要求,影响了城管部门的考核成绩,就会受到“警告”。

书中提到,在大江市创建全国卫生城市期间,街面达到近30年最高的整洁水平,最硬的“钉子户”都配合城管要求,选择回家休息。长期下来,很多协管员与每天都打交道的摊贩非常熟悉,甚至对对方的家庭情况掌握得很深,他们用柔性措施执法,效果更好。

有章法,更要有活力

在管与被管之间,这种默契的存在是否有些奇怪呢?很多人希望城市街面能有更大的自由,让人们可以在“更狂野”的环境中享受到好处。第一财经记者把这个问题也给到魏程琳。他表示:“我们要注意的是,街面是一个利益密集的空间,必须要有一个主导性的权威去管理。”

在与城管队一起调研时,魏程琳观察了很多街面案例。他发现,如果街面管理的主导者不是政府,一定会有民间的力量以权威的身份出现。可能是本地强人、地方帮派,也可能是地方黑社会等势力。如果没有权威主导,街区在一段时间内就会进入“混战”状态,很容易产生冲突。

“我在调研时发现了一宗这样的冲突事件。在自发形成的摊位中,卖伞的旁边是卖板栗的,有一天卖伞的来晚了一点点,摊位被一个卖刀具的给占了。两个人发生了剧烈的冲突,卖伞的用伞的尖头刺穿了对方的喉咙,导致对方意外死亡。”魏程琳说,街面空间的利益密集,导致具有争斗性,政府部门担当权威来维持秩序更合理。

街面作为具有流量的公共空间,意味着商业机会,但街面同时又是有通行功能的,如果发生拥挤,会影响到公众的利益。看似谁都有权使用,但谁都不能独占而牟私利,这是街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魏程琳认为,政府在管理街面的时候要去保持它的公共性。比如上海现在经常感到头疼的问题——网红街区游客的游览行为与社区居民生活之间的矛盾,也需要政府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去想办法。

上海街头    摄影/佟鑫

在人民城市理念的逻辑下,城管的工作从单纯地维持街面秩序转型到服务社区的商业发展。街面管理可能很长时间都不允许有任何流动摊贩,而一旦要搞美食节、戏剧节、赏春庆典之类的活动,就会放开街面给摊贩用来经营。

“这时城管就变成了一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公众消费需求的手段。”魏程琳说,我国的街面空间管理,政府和资本产生的影响较大,政府放一下还是收一下,都能影响经营主体的行为,而社会力量的影响较小。“政府想通过保障资源投入和流量投入,使街区变得更加活跃,促进街面经济的发展,街面上就会出现大量的商业元素,民间的、原生的元素就会变得没那么明显。”

横向比较,看不同区域、不同城市之间的街面管理风格,城市的量级决定了行政管理资源的密度,地方文化和社会形态也会产生影响。大城市会显得统一、规范,干净整洁,而小城市容易看到原生态的“野蛮生长”,魏程琳称这是一种“梯度景观”。

“现在农村大集越来越少,大型超市越来越多,人们觉得空间的趣味整体上是匮乏的。我觉得在今天的街头公共治理中,在有章法的前提下,怎样去实现丰富多彩和有趣,让社会有活力,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对秩序的追求多了一点,留下自由活泼的空间稍微少了一点。”魏程琳希望,在人民城市理念的呼唤之下,城市街面管理能有更好的做法,响应个人和社群内心情感上的需要。

《街角之治:迈向人民城市的街面空间治理》

魏程琳 著

东方出版社 2025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