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与非主流、保守与前卫、守旧与尝新的生活主张在县城酒馆里产生碰撞，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同时在场。
今年春节期间，从北京返乡的黄跃第一次从表嫂那儿听说了县城小酒馆的存在。表嫂告诉她：“南湖公园附近的窄路上开了好几家酒馆，和大城市里的酒馆一样。”
县城里，不少女性会在结婚后与学生时代的朋友们“走散”，大家逐渐忙于家庭事务，有的奔赴其他城市生活，从此不再频繁联系。黄跃的表嫂便是如此。她们共享着候鸟一般的友谊，每年在一些特殊节点想办法聚会闲聊。比如春节，有的朋友只有过年时才回娘家待上一段时间，而小酒馆正是她们近年来在县城挖掘出的聚会好去处。
（图/《蓝莓之夜》）
黄跃不止一次听表嫂抱怨，如果聚会时间定在白天，这场姐妹聚会大概率会变成几家人聚餐。因为长辈默认她出门时应该把孩子带在身边。一个人带娃太累，最后往往演变成小夫妻带娃聚餐吃饭，匆匆应酬又匆匆结束。直到表嫂与朋友们发现了小酒馆，她们终于得以在夜间不拖家带口地相聚，慢慢聊上两小时，分享像线头一样繁多零碎的家长里短。
春节期间，这些小酒馆每到夜间几乎都爆满。黄跃体验了几家新开的县城酒馆，发现这些店区别于传统“闹吧”，更接近大城市的清吧：没有五颜六色的灯，没有喧闹的音乐或舞池，只有暖黄的灯光与适合闲坐的小桌椅，像有点小情调的咖啡馆。一些店也确实做着“早咖晚酒”的生意。
（图/《北上》）
美团发布的相关指南显示，2023年该平台上县城酒吧数量同比增长超70%。过去几年，新型小酒馆在县城爆发性地涌现，并逐渐沉淀出独特的、与大城市截然不同的生态场域。
《新周刊》采访多家县城的酒馆经营者与顾客后发现，这里既聚集着抱怨“大城市想留留不住”的返乡年轻人，也聚集着感叹“县城想走走不出”的本土年轻人。小酒馆这一新生的商业模式，正在撬动刻板化的县城生活。
“无处可去”的县城年轻人，涌进小酒馆
春节期间，黄跃与朋友相继打卡了县城里的几家小酒馆，她惊讶于其中一些门店几乎与她在大城市去过的一些成熟酒馆别无二致。
这些门店的店内装修与大城市的酒馆相似，暗色的胡桃木吧台上倒挂着许多酒杯，墙上贴着与酒相关的电影海报；提供的酒品也相似，售卖着同一批国内知名厂牌的精酿啤酒。黄跃认为主要区别在于鸡尾酒的酒单，她所在县城酒馆内的调酒品类最多只有八九种，普遍度数偏低。
县城酒馆内消费的年轻人不少。（图/受访者133提供）
鸡尾酒端上桌之前，黄跃一度担心店家会统一用普通的便宜碎冰来冰镇酒，结果店家使用的是标准尺寸的方冰，这种属于大城市酒馆标配的细节足以让黄跃喜出望外。
没有风味、基酒介绍的酒单如果放在北京，黄跃会认为调酒师不够专业，抑或说“装都没有装到位”。但考虑到这是县城，黄跃只觉得有酒单就不错了，因为这些县城酒馆至少给自己提供了一个合适的打发时间的去处。
（图/《重庆森林》）
县城里的娱乐方式有限。此前，她与朋友们返乡聚会时通常只有两种选择：一是下午先去买奶茶，但奶茶店通常被放假的初高中生占领，店内没有座位，只能揣着奶茶去看电影或去KTV；二是约晚饭，吃完后去附近公园里加入男女老少的散步大军。
而前一种方式已经逐渐被黄跃和朋友们放弃。“奔三了，喝不动奶茶了，总不能次次都去KTV，嗨不动了。去年几个人在县里找了一家店做拼豆，几小时做完后都觉得腰痛。”
权衡各种因素后，今年春节，县城酒馆逐渐成为他们聚会的新阵地。酒不那么甜、低度酒的负担不大，大家点几杯酒就可以坐着慢聊两小时。
黑日梦酒馆中，许多客人“点几杯酒就可以坐着慢聊两小时”。（图 / 受访者提供）
唯一让黄跃不满的是，有的酒馆并不禁烟，抑或说在县城，不禁烟才是主流。碰上隔壁桌有人吞云吐雾时，他们也无可奈何，这对习惯了北京室内禁烟氛围的黄跃来说有些难受。
他们当中一位朋友也抽烟，有次对方下意识准备起身出门抽烟时，大家喊住了他，说这次就在室内抽吧，因为那天室外气温低、风很大，且室内已经“不差你这口烟”。那一刻黄跃想起了网上调侃返乡返村年轻人的段子：“我们就像一群格格不入的‘城巴佬’。”
大城市与小地方之间不同的公共氛围习惯，在县城小酒馆内碰撞、摩擦、交汇。县城酒馆里，另一个与大城市酒馆形成鲜明对比的存在是菜单。黄跃在北京去过10多家清吧，它们大多只提供“意思一下”的小食，比如火腿蜜瓜、坚果、甜品、面包或三明治，“摆盘很有格调但绝对吃不饱”。也有餐食品类丰富的酒吧，但就黄跃的经验而言，其占比不多。
（图/《人生一串》）
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黄跃在县城一家酒馆的菜单上赫然看到炒粉、炒面、炒年糕、辣子鸡、牛肉串、掌中宝，俨然是夜市烧烤摊的规格，点上桌一尝，味道还挺好，鲜辣开胃。
黄跃觉得，酒馆内的氛围受到了热食的带动，比自己在北京感受到的更活跃。在北京，她与朋友通常是吃了晚饭后再去公司附近的酒吧小坐，互相吐槽工作、八卦与恋情。可能是受自身心境的影响，她觉得每一桌都萦绕着淡淡的班味与命苦感：明明大家都在说话，店内的气氛却是冷淡的，竖起耳朵听，总能听到一两句“老板”“甩锅”“又这样”。
相较之下，县城酒馆的氛围似乎更接地气、更热闹，或许是因为食物，也或许是因为方言与乡音。黄跃指着菜单上的炒粉、炒面向留在县城工作的好友表示惊讶时，好友露出了不解的神情，觉得这很正常：“在××（县城地名）开店，连个炒粉都没有，那还开得下去？我本来还想问有没有馄饨。”
黄跃在那一刻充分意识到了自己正在家乡——尽管酒馆的墙上贴着费尔南多·佩索阿《有些疾病》中的“在灵魂上方是无用的振翼……多拿些酒来，因为生命只是乌有”，但自己依旧身处大家每天都要吃拌粉、炒粉的南方县城。
（住所无定酒馆刚租下店面、未装修改造时的样子。图/受访者提供）
采访中，张家界市慈利县“住所无定”酒馆的老板小老虎、西早也告诉《新周刊》，对县城的人来说，酒并不是必需品。客流量不稳定，是县城酒馆目前遇到的最大问题。
他们与县城一些咖啡店、餐饮店老板交流过这一现象，对方认为小县城的环境便是如此，并建议他们可以适当转型做餐吧。小老虎也在考虑增加店内餐食的品类：“在县城，不少人还是会因为你这家店的东西很好吃，选择来这里并顺便喝个酒。”
有趣的是，大城市打工人通常只在白天喝咖啡提神的现象，在县城也不多见了。小老虎与西早原本对酒馆的规划是“早咖夜酒”，现在却逐渐变成了“夜咖夜酒”，店内一直到晚上10点前都有人点咖啡，咖啡在这里，似乎成了全天可售的寻常饮料。
张家界市慈利县的住所无定酒馆。（图 / 受访者提供）
相较于夜晚，白天的客流量相对稀少，县城里一群喜欢K-pop的初中生有时白天会来店里借空间排舞、写作业，带零食和老板们分享。
初中生消费能力不高，但西早并不在意他们在白天占用一会儿场地，因为西早原本就希望这家店能够成为当地的一个公共交流空间。自发形成的熟人社群，本就是县城的特色。
“新县城”与“旧县城”的冲突
新式小酒馆，并不是在县城突然出现的商业生态。宏观层面，过去几年内精酿啤酒行业快速扩张，精酿啤酒的品类、拿货渠道都在增加，这让新式小酒馆的下沉成为可能。灼识咨询数据显示，以零售额计，中国风味精酿啤酒市场规模从2019年的15亿元增长至2024年的111亿元，复合年增长率高达49.3%。
在惠州市惠东县开了县里第一家经营客座生啤的精酿酒馆的阿八告诉我们，她曾经开过一家书吧，店内提供罐装精酿啤酒售卖。县城的顾客对水果味的西打接受度很高，这让她意识到县城或许存在优质酒类消费的需求。
（图/《无耻混蛋》）
不过，县城的消费者对精酿、鸡尾酒开始感兴趣，并不代表着新式小酒馆能立刻在县城找到立足之地。它面临着与县城原有酒吧生态的冲突、磨合。
发布在2025年2月《中国青年研究》期刊上的一篇县城清吧调研显示，在被调研的县城内，当地很多人认为打架斗殴、醉酒乱性、搭讪冒犯等事件在酒馆似乎不可避免。
酒吧被视为“无德无序”的空间，受到来自县域社会传统规范意识的否定。
然而，从对该地青年女性的访谈中得知，不少消费者会将清吧消费与被“污名化”的酒吧消费区别开来，她们对清吧多有更为积极的消费认同，认为“清吧不是酒吧”。“清吧就是一个正常的消费场所，和你在白天去奶茶店买奶茶一样，没什么区别。”
在《新周刊》的采访中，这一现象得到了多家县城小酒馆老板的肯定，他们都认可县城中传统酒吧还是以“闹吧”为主流，顾客会在酒吧内一箱一箱地拼酒、喝大酒，高声玩酒桌游戏、摇骰子，但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小酒馆成为这样的店。
阿八的“为什么”精酿酒馆刚开业时，许多客人不理解为什么店里啤酒可以卖到20多元一杯，他们认为啤酒就是对瓶喝、踩箱喝的水啤。其实如果算单价，县城传统“闹吧”里卖的水啤价格也不便宜，但很多人能接受闹吧的溢价，“因为店里有音乐、有女生可以看”。
县城酒馆内的人群形形色色。（图/受访者阿八提供）
她介绍，有的酒吧会用免费酒水来吸引女性进场，因为它们的目标群体是男性，而县城中确实有这样一批在酒水方面有高消费能力、有搭讪目的的男性顾客。为了与常客搞好关系，一些酒吧老板会主动去给客人敬酒、应酬。
阿八与酒馆搭档都是女性，她们不愿卷入传统酒吧的隐性规则，希望店内尽可能维持对女性顾客友好的氛围。经营酒馆的过程中，她们有时会遇上习惯传统“闹吧”、想要搭讪的顾客，对方会起身与其他桌的女生碰杯，或者喊女生去他们那桌坐，阿八的搭档会在女生表现出不愿意时走过去，替女生拒绝。
（图/《伦敦生活》）
另一位酒馆女老板小周姐也表示，作为老板，制止不文明的醉酒行为也是对店员的安全负责。她认为县城里的顾客习惯是可以培养的，有时对方只是不知道可以有别的选择。
小周姐的“黑日梦”酒馆开在湖州市安吉县，是县内唯一一家不提供骰子且开辟禁烟区的酒馆。她发现，酒馆二楼禁烟区吸引了很多女性顾客，以及不少来店内聚一聚的中年男性顾客。小周姐认为，这一现象可能是因为人到中年有一定消费能力，且对酒的品质、对氛围的要求提高了，“摇骰子的声音真的太吵了”。
相似的现象也发生在惠东县的“出山”酒馆。酒馆老板133回忆，去年春节有位大哥来到店里，一晚上喝了16杯酒。133担心大哥喝醉，于是告诉他店内其实鼓励微醺，希望大家能在酒馆里惬意地放松，而不是都喝到酩酊大醉、酒后大闹。
惠州市惠东县的出山酒馆。（图/受访者提供）
这位大哥原本是一位习惯传统酒吧氛围、想要拼酒闹酒的客人，但在这之后，他要么独自来，要么只带一位朋友，非常安静地喝酒。如果朋友大声吵闹，他会劝阻。后来大哥和133说，他不好意思带特别吵、没素质的朋友来店里喝酒了，有点丢脸。
133说，大哥本身是爱喝酒的人，去年才通过小酒馆发现有另一种喝酒方式，县城很需要这种新业态的出现：“如果县城里没有人构建这样的空间，那大家可能就没法看到一种新的可能性。”
酒不是县城的必需品，公共空间才是？
不同于聚集在特定文艺商业街区的大城市酒馆，目前县城酒馆的选址，似乎比较随机。
黄跃家乡的几家酒馆，开在老年大学附近的巷子里；西早、小老虎的酒馆，开在一条批发零售的巷子中间；小周姐的酒馆开在县城里一个银杏林公园对面。很多酒馆往往要推门而入，才发现别有天地。
阿八酒馆的位置更有趣，左边是一家净水器店，右边是一家汤粉店，大门正对县城最大的菜市场，做蔬菜批发生意的菜贩凌晨就开始进出，整个街区与小资情调不太沾边，很有烟火气息。有时熟客也会把小桌椅搬到店门口行人道上，吹风、聊天、喝酒。
为什么精酿酒馆，开在汤粉店与净水器店之间。（图/受访者提供）
谈及选址的考虑，酒馆老板不约而同地提到一个过去很少在县城中出现的词——公共空间。
西早、阿八都认为，对县城来说，酒并不是必需品、稀缺品，真正稀缺的是一个能让县城人脱离重复生活、满足精神需求的公共文化空间。光顾县城酒馆的客人，呈现出主流与非主流群体混杂的特点。
小周姐、西早都在酒馆内观察到很多从事体制内工作的客人，比如医生、护士、教师、银行职员。他们觉得这与县城的经济结构相关，“在县城留下的年轻人大部分会选择体制内工作，因为这在县城是相对好的、比较稳定的工作，消费能力也稳定”。
许多年轻人曾在外地上大学或工作，因此也在县城找寻在大城市体验过的生活与消费水平。
（图/《纽约的一个下雨天》）
与此同时，酒馆老板也会观察到县城里的少数派。西早从客人那儿听说，自己的酒馆在社交软件上被推荐；阿八发现一些大龄未婚青年成为店里的熟客，包括一位每年有300多天都会来店里的超级熟客。阿八用“不会离开县城”来形容这位客人：他生于此、长于此、工作于此，没有成家，除了曾外出求学，一直待在县城内，做一份事业编制内的工作，生活极其稳定，每天都喝同一款酒。
他最享受一个人在酒馆里找个有安全感的地方坐下，在手机上或者在酒馆电视上看球赛，慢慢地与店里其他熟客互相眼熟，大家有时闲聊几句。
西早总结道：“会来店里的客人，他们的社会身份可能是主流的，也可能是边缘的，但我觉得大家的总体消费习惯和想要的生活，在县城里一定不是主流的。”
《酒吧的袪魅与非正式生活的空间生产》一文曾指出，酒吧外的空间，是工作规则和家庭规则笼罩下的“规范性”空间。在一些县城的熟人社会中，这一特点或许会更为突出。体制、单位、工厂等标签贯穿起县城人的生活，人们习惯以家庭为单位行动、社交。年轻人则面临着成家的压力。成家前，年轻人往往会被县城中的亲戚邻居认为是“××家的孩子”，而非一个独立的成熟个体。
我们总说大城市里的“附近”正在消失，但在县城，“附近”却以交错紧密的工作关系网、家庭关系网、社区关系网等形式，包裹着年轻人。
出山酒馆外，停放着县城最常见的交通工具之一——电动车。（图/受访者提供）
在这一环境下，县城中的年轻人难免希望找到一个短暂逃离社会身份的空间，寻求一扇精神天窗。
西早认为，县城本土青年因为有稳定的社会网络支持，精神上其实不似大城市青年般孤独。在酒馆里，他们并不想谈论宏大叙事和大城市里流行的社会议题，更多时候只是来放松，看看新的东西。
相较之下，一些游离在大城市与县城之间的年轻人，反而会在县城酒馆的空间中被激发更多的感触与惆怅。133说，前不久有位客人回大城市工作后，发消息感慨“好想惠东”。
133认为，酒馆在县城就像一个窗口，它既可以理解县城，又可以连接大城市。不论是在县城里走不出去的年轻人，还是在大城市里回不来的年轻人，都可以在酒馆里找到他们所向往的或熟悉的事物。
（图/《爱情公寓》）
所有新兴商业，在城乡交接的县城都可能发展出全新的生态场域，映照出一个地方的底色。
千姿百态依旧汇聚成一句——“没有县城，万万不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新周刊”（ID：new-weekly），作者：叶橙子，编辑：詹腾宇，36氪经授权发布。